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实现路径——兼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廖小琴（1973—），女，四川泸州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周玉（1984—），男，安徽阜阳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是做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准确把握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要义和层次结构，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认同包含认同主体、认同客体、生成机理等要素。在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层结构中，中华文化符号认同处于基础层面，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处于功能层面，中国价值认同处于核心层面。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共存的背景下，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可以立足“中国—西方”文化交流格局以促进中华文化符号认同，完善“政府—公民”互动的文化建设格局以巩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构建“上游—下游”协同的教育格局以提升中国价值认同，进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提升中华文化认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和深化，中华文化认同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四个视角： 一是聚焦中华文化认同的主体，即“谁的文化认同”，学界细分“少数民族”“高校大学生”“来华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等四个不同的文化认同主体并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是聚焦中华文化认同的客体，即“认同什么文化”，学界深入中华文化的多种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体育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 三是聚焦中华文化认同的现状，即“中华文化面临怎样的困境”，部分学者从中华文化认同的外部挑战、自身薄弱环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四是聚焦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路径，即“怎样实现中华文化认同”，学界立足全球化的文化交流背景、多元价值观交叠的社会环境，从“民族交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等方面就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现有研究视角多维、成果颇丰， 但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阐释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层次结构比较鲜见；从中华文化认同的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尚显不足。这启发我们应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进路。本文围绕中华文化认同的内涵要义进行学理阐释，挖掘中华文化认同的结构要素，考察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身份、中国价值的逻辑关联，以期深化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识，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拓宽实践视野。

  “中华文化认同”这一概念包含了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等内容要素，其中，中华民族是认同主体，中华文化是认同客体，中华文化认同是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与集体文化实践过程的统一，涉及“谁的文化认同”“认同什么文化”“认同如何发生”等方面的内容。（一）中华文化认同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实践的结果，文化是人类创造性类本质的显现。 人创造了文化，构建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既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为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中创造的，中华民族既是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中华文化的认同主体。由于古代华夏族生活在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处于“夷族”之中，古人以“中华”指称“中国”，意指“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中”，有中原、中心、中央的地缘概念；“华”，有光华、华丽的褒奖之意。 “中华”一词体现了先民对本民族的自豪感。正如《唐律疏议·名例》所载：“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作为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中华民族是在历史演进、民族交融汇聚中形成的，是“多元一体”的。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民族间的深度交融推动多元文化版图的形成，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局面，铸就了包容性的文化品格。 作为中华文化的认同主体，中华民族是中华各族儿女的血肉肌体，由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政治关系等多元力量共同“黏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涵括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和精神建构。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泛共识，“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推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摆脱了狭隘的“小民族主义”，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大民族主义”。近代以来，在中华各族儿女反对西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浴火重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历史性重塑。（二）中华文化认同的客体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持实践的观点，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历史。文化生产活动是在产生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分化而来的。在实践活动中，自由自觉的人类是绝对的主体，客体是人类的生产工具乃至精神意志作用的对象。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构成文化的多种形态。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所认同的对象，具有客体的属性。中华文化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由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而成，包含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国价值等不同层次的内容。第一，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可视形态。符号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文明的象征、文化的载体。班杜拉认为，人具备符号化能力。符号具有“将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供人们观照、逻辑直觉、认识和理解的重大功能”。符号建构作为人类认识社会的第一步，是文化创造的逻辑起点。从符号与文化的关系来看，符号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内容，符号认同对于文化认同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在我国，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最基础的文化符号，其地位为国家法律所赋予，同时在实践中获得了广泛认同和普遍使用。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外，多种形态的中华文化符号构成文化符号系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标识性符号和形象。

  第二，中华民族身份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标识。这种形象标识是民族精神与民族身份的结合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既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又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忠心爱国者，更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国之栋梁，其形象代表了中华文化的身份标识，其精神彰显了中华文化的骨气，其事迹为中华儿女所膜拜，这些共同建构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形象标识和精神象征。在当代，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的身份，这个共同身份来源于共同的血缘、根脉、历史，同时也是在一致抵抗外族入侵、应对外来文化冲突所确立的身份标识。

  第三，中国价值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是中国价值的历史形态和现实形态。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伦理秩序中，重义轻利、重道轻器、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为古代主流社会广泛认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思想精髓，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相契合，是当代中国普遍的价值遵循，能够体现最大公约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精神引领作用。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文化认同也必定在文化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文化实践与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并称为三大社会实践形态。 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环节，既是个体心理发展过程，也是集体的符号建构、身份建构、价值观建构的文化实践过程。作为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含了“认知—行动—反馈”的逻辑循环。作为文化实践过程，文化认同伴随社会心理发展和文化演进之始终，内在地嵌入政治、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多种意识形态之中。有学者认为，“人的认识、思维的定式存于一个人的群体中，形成了对某一种文化现象一致认可，并反映到人的行为中，就成为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回答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从文化身份上界定自身，是对自身能否归属于某个文化集体的认知判断，特别是面对外来文化入侵时为自己寻求可以依赖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认同的生成离不开中华文化场域中的文化实践活动，其开始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符号系统，发展于中华文化圈及其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文化网络、身份标识，通过文化涵化、政治教化、成风化俗，主流价值观在个体的思想内化和行为外化中形成，进而形成集体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和认知规范，在价值领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

  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国价值等文化要素显隐结合、表里互补，形成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多重结构。三种要素各处其位、各有优势，其中，符号认同处于显性的基础层面，身份认同处于稳定的功能层面，价值认同处于核心层面，三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一）基础层面：中华文化符号认同中华文化符号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体系完备、种类多样。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中华文化符号是促进民族觉醒、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

  按照符号的基本功能，中华文化符号可划分为语言交流符号、文化艺术符号、民族精神符号、国家形象符号等类型。一是语言交流符号。作为语言交流符号的汉语言文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言文字在全国推行，对于加强民族文化交流、增进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交流与延续离不开汉字；汉字的发展史亦是一部厚重的文化史，是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文化艺术符号。文化艺术符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和具象化呈现，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进，是人民群众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符号的喜爱以及文化符号所彰显的中华文化精神的认同，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这当中，梅、兰、竹、菊是获得广泛认同的“四君子”，十二生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身份标识，二十四节气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结晶，异彩纷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灯塔。三是民族精神符号。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既来源于先民时期的始祖起源神话，如昂扬奋进的龙图腾、造福天下的女娲形象、充满智慧的炎黄形象等，是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来源于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入侵、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所锻造的民族精神象征。在抗日战争中，由长城抗战所形成的巍巍“长城”形象，由《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等抗日歌曲所激发的坚韧不屈的“黄河”精神，经由中华儿女的热血浸染凝结成彰显民族精神的显性符码，成为中华文化认同最具感染力的因素。四是国家形象符号。国家形象符号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威性标识，是国家形象的视觉化呈现，对于统一政治共识具有决定作用。在我国，国旗、国徽、国歌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形象符号，包含了党的领导、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等美好意蕴，是民族精神与国家制度的有机结合。我国国家形象符号对于激发各族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广泛的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身份认同以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的满足为条件，具有连接符号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实体性功能。身份具有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双重属性，因此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既是建立在民族身份之上的实体性认同，也是建立在公民身份之上的政治性认同。

  首先，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实体性认同。这种实体性认同形成于共同的地理、气候、历史、文化条件，经历了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发展成熟，表现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演进、文化变迁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在相对封闭的疆域、相对落后的生产条件下，中华儿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共同血缘、情感和文化的民族自在实体，多元实为一体。近代列强的大炮唤醒了沉睡的古老民族，各民族在一致对外的斗争中聚沙成塔，实现了民族觉醒，锤炼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民族精神，锻造了坚若磐石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身份认同走向高度自觉，多元凝成“一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外在地彰显为物质层面的易感知性实体认同，内在地体现为精神层面的易领悟性实体认同。就物质实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象地以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以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集中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下观、宇宙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风格、思维模式和精神气质。就精神实体而言，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实体性特质在于，它以重大的历史事件、鲜活的英雄事迹和具象的革命文物为承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其次，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政治性认同。公民身份在国家民族政策框架内被赋予合法性，身份认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获得重塑，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得以提升。在民族政策方面，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通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让少数民族同胞拥有了合法的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改变了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尊重和尊严，使得少数民族同胞打心底拥护中国的领导。在国家治理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依法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少数民族同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人翁精神，民族国家意识在爱国奉献中得以重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整合发达地区的优势资源，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整体提高，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不断提升，从而不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中国价值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中华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从狭义上来讲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价值的历史形态，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价值的当代形态，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各族同胞最为认同的价值形态。

  从历史语境看，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在民族交融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其核心价值获得了广泛认同。这当中，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思想在历代治理体系中得到了充分彰显，成为促进民族交融的精神因子。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虽然会有民族冲突，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主流。儒家提倡以德治国，对待远离中原政权的少数民族，主张“柔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历史上，强大的中原王朝善于采用怀柔政策，使得边疆政权臣服。明朝在西南、东北开办书院，讲授儒家学说，加速了民族地区的文明进程，增强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往往重视推进民族一体化，对于增进民族交融具备极其重大意义。清朝康熙年间，朝廷每三年给云贵民族地区增加一定的进士录取指标；为照顾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在试卷设置上给云南、贵州地区适当降低难度，“江苏、江西、浙江为南卷，四川、广东、云南、贵州为中卷”。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同质性因民族交融而增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进一步显现，民族互谅互让的情感、民族团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展。

  从现实语境看，“中国价值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过程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逻辑的集中体现。从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继承与发展过程。客观地看，“讲仁爱、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古代中国在以农耕文明为特色、以黄河文化为源头、以家国同构为基础等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自在性。涵盖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主动建构的，是建立在伟大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背景下，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交锋，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引领力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以及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价值是凝聚各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以中国价值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防范文化殖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重大风险，促进各族同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和体认，善作善成、固本培元、守正创新。

  当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中华文化认同关乎文化安全、国家安全。我们要认清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负面影响，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引领作用，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国价值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济、教育、文化等形式向我国输入具有消费主义特征、意识形态色彩、文化殖民倾向的文化符号，对我国的文化认同带来了严重冲击。一方面，我们要在中西文化交流格局中掌握文化角力的主动权，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标识、展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符号潜藏的精神资源，赋予厚重的文化资源以崭新的精神价值，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引领力。

  第一，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符号的本质，分析研判其带来的中华文化符号认同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典型西方消费文化特质的文化符号培养了大量西方文化追随者。好莱坞大片宣扬的“英雄主义”“美国精神”等文化符号，诺贝尔奖、奥斯卡金像奖等西方奖项树立的评价标准，人道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形塑了“向西方看齐”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等等。中华文化符号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实质是还须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从本质上说，西方文化符号是服务于资本扩张、价值输出、意识形态扩张目的的，其背后潜藏的政治目的需要高度警惕。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格局中，能否认清西方文化符号本质及影响至关重要，由此方能将外部的风险挑战转化为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机遇。第二，深入阐释中华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时代内涵，在守正创新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中华文化符号的形象阐释、价值阐释、话语阐释工程。在实施主体上，牢牢把握文化符号的话语主导权、领导权，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专门机构的专业优势，采取专家主导、行业参与、群众支持的协作机制。在实施原则上，将理论创新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专家话语与群众话语相结合，将话语阐释的抽象化与形象化相结合，“把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将传统文化符号的进取精神落实在城市形象、民族形象、国家形象的设计和传播中；发掘中华文化符号的潜在资源，使之成为文化生产的重要依托、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和文化供给的重要内容。第三，完善中华文化符号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上，将中华文化符号的民间表达方式与现代信息技术等相结合，将工匠精神与智能媒体相结合，实现文物古迹、地理坐标、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民族文化符号的数字化储存、可视化呈现和艺术化表达。在文化传播方面，实现语言交流符号的国际化、文化艺术符号的通俗化、民族精神符号的经典化、国家符号的神圣化，“加强对历史事件和民族事件的符号建构，抽象形成民族符号权力和精神标识”。发挥融媒体的传播优势，将中华文化符号的艺术形象及价值体系进行数字化、网络化呈现和输出，推进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内外传播，促进中华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引领。

  身份认同受政治体制、精神信仰、利益导向等多元要素的影响，建构与发展具有政治性、民族性、文化性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应坚持文化认同的主体身份，通过完善政府与公民互动的文化建设格局予以展开。

  第一，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确立公民的主体性身份，形塑公民身份的认同。法治文化是崭新的文化形态，法治通过硬性形塑能有效建构公民的身份认同。对法治文化的认同因而构成了新时代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由国家制度所赋予。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政治引领，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公民身份认同和政治参与热情。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有助于培养具有理性精神、政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成熟公民。积极发挥公民在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能够进一步确立公民主人翁身份，巩固公民身份认同。

  第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确立各族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身份的文化表征形式，共同体中的符号“所释放出来的情感正是这个共同体对自身的情感，是自觉的自我颂扬”。新时代，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各领域的爱国者转化为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奉献者，有助于确立各族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有利于增强公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民族担当意识，强化人人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人人都是历史创造者的公民意识，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和追梦人。第三，高扬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推动文化创造与文化认同相辅相成。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首先反映在文化实践主体的民族意识上。文化认同的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爱国精神，能够转化为积极的文化创新品格。增强文化创新主体的民族意识，需要将政府的主体作用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结合。一方面，坚持政府的责任主体，推进文化强国战略，整合文化创新力量，系统、全面地推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品格。积极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他文化的先进生产模式和运作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将弘扬主流文化与发展民间文化相结合，激励艺术家不断创作出彰显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精品力作，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习强调：“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提升中国价值认同，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中心，以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创新转化为抓手，通过构建“上游—下游”贯通的教育格局将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上游”是指党员干部群体，“下游”是指基层人民群众。“这种教育影响的‘上游’效应，制约着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下游’状态。”

  第一，抓好“上游”群体的宣传教育工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党员干部教育体系，发挥上行下效、榜样示范的作用。在教育内容上，以创建学习型党组织为抓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渗透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专题教育中去，增强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在教育形式上，坚持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理论宣讲、基层调研、志愿服务等形式，让党员干部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内心深处激发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认同。同时，引导党员干部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行，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引领良好的社会风尚。第二，面向“下游”群体，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的教育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首先，以家庭教育为核心，构建各单位协同共育机制。在政策的引导下，构建学校、社区、社会公益组织相协同的家庭教育体系，传承中华好家风，培育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家庭观念；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选树“最美家庭”“五好家庭”“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将职工的家庭教育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形成协调联动的教育机制。其次，坚持学校教育主阵地，构建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实现学校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的内容升级和质量提升。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领青年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增强责任意识、培养奉献精神、提升价值认同。最后，发挥社区的文化服务功能，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引领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社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功能优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为主题，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民群众在享受精神文化生活中受到教育；整合教育资源、创建实践载体，让人民群众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的国家叙事中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发挥社区的桥梁纽带作用，将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入困难家庭，让社区群众目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身边的生动实践，从而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综上所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实践的观点，从主客体互动的视角观照文化的创新创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规律。文化符号、民族身份、文化价值的逻辑生成，是以文化实践为线索、以文化认同为核心、以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为动力的。影响文化实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反过来会影响文化认同的形成。促进中华文化认同，既要保证中华文化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中国价值认同三个层次结构的同向发力，更要紧跟时代步伐，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